生当复来归 (第5/10页)

了。

    一个红卫兵端来一盆腥臭的墨汁，举到跪着的他面前：“动手，黑帮分子，自己抹鬼脸！”

    伍秀泉抬头精疲力竭地看着面前的这个年轻人：高大，戴着绿军帽，长得像一个怎么也想不起来脸的故人——或许是因为这一点，这位倔强的军人才顺从地拿手蘸满了气味难闻的墨汁，一点点缓慢地往自己脸上涂，直到看不清他左脸那个标志性的伤疤。

    “不够，反省力度不够！”红小将指着伍秀泉被涂黑的照片，“你们这些黑帮分子——”他把那盆高高举起，对着伍秀泉的脸上使劲一泼，墨汁就顺着他的眼睛、鼻尖和嘴往下流淌，一滴滴地溅到红卫兵脚前。

    另一个红卫兵也走了上来，拿起一只毛笔，在他浆得整齐的白衬衫上写了一行字：“打倒黑帮分子伍秀泉！”

    于是，像一种比试一般的——那个年轻的红卫兵索性揪起伍秀泉的衣领，将那剩下半盆腥臭的墨汁从他的脖颈灌了进去：冰凉的墨水先慢慢浸湿了白衬衫，然后像一条蜿蜒的黑蛇，穿过伍秀泉的腰间，顺着双腿从灰蓝色的裤子渗出一道道的黑色痕迹，最后由裤脚流淌到水泥地上。

    “打倒死不认错，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共产主义路线的苏修分子伍秀泉！”

    那个年轻人用自己带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义正言辞地喊，而这一点声音，还没有等伍秀泉来得及分辨，很快就被千千万万同样的声音淹没了。

    “——啪！”

    昏黄电灯的钨丝烧断了，整个屋子陷进了彻底的黑暗之中。

    3.

    我们连夜把首长送进了医院。

    万幸，最后首长没有大碍，医生说是劳累过度，需要好好卧床休息。打了退烧针又吃了对症药，窗外的雨声终于渐停。天边泛起鱼肚白的晨光，待药效上来以后，首长才沉沉地睡过去。

    天亮后，另外的警卫员来和一夜没睡的我换班。等我再轮班回到病房时，竟看见首长正伏在病床的桌板上，专心致志地审阅之前送来的书稿。

    首长的脸色还是很苍白——我看向秘书同志，他无可奈何地冲我摇了摇头。

    “不碍事。”见我一脸担忧，他只是笑着摆了摆手，“这两天把剩下的看完，就可以拿去反馈给出版社的同志了。”

    斜阳从窗外照进来，带来点暖意。我给首长倒了杯水，守在病床边看他在书稿上拿钢笔认真地勾划——有些地方被他圈了出来，在空白处写了一大段墨蓝色的批注。

    晚上，秘书同志回去处理材料，我留下来照顾首长。我见他精神头还不错，就去楼下打了壶开水。没想到开水房还要排队，等我回病房的时候，首长已经靠在床头，捉着笔睡着了。

    他常年失眠，能安睡哪怕一小会也是好的。于是我轻手轻脚地过去，把钢笔从他指间取下来，又替他把桌板上的书稿整理好。

    几沓厚厚的稿纸里落出一张老照片，我把它从地上捡起来：

    ——照片里的人虽然不甚清楚，不过我认得出来，那是刘博兼将军。一片白桦林中，他穿着军大衣，在纷飞的雪花里风华正茂地微笑着。

    照片底下写了年份：“1928”，右下方还有一大团被火烧过的痕迹。

    我小心翼翼将这张照片夹进书稿里，撤掉桌板，为首长掖好被角。

    //

    天亮了，看守的人过来把他们这些“牛鬼蛇神”拉出去开始劳动改造。

    尽管是“改造”，然而这类重复性工作几乎只是为了折磨人而存在的：早上，这一帮“黑五类”，先是得拿一个小铲子，把那些漫天席地的大字报从楼道的阶梯和墙面上铲下来，然后用手推车一趟一趟地运出去；然后再拿着镰刀，去楼前齐腰深的污水河中割芦苇、茅草；或者再差一点，去打扫到处都堆着排泄物，恶臭熏天的公用厕所——这种繁重而充满侮辱性的工作将一直持续到傍晚，他们才会被允许回到那间十见方不到的小屋子里，吃点掺了沙子的米粥。

    伍秀泉的情况早些年就已经不太好了，而现在又日复一日地浸在这种环境里，身体还没垮掉几乎是一种奇迹。

    “42号，”另一个黑五类凑过来问眼神发飘的伍秀泉，“你还撑得住吗？”

    “还行，”他抿了抿干裂的唇，费力地挥动镰刀割下一把苇草，“昨天没睡太好。”

    中联部的大夫给他开了地西泮，但现在药都被看守他们的民兵管着，一天只愿意给他半片——药效不够，有时候就算吃了也睡得很浅。

    “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……”那老头继续絮叨，他年纪比